文/龙真

    在两会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明确表示，截至2009年1月中旬，中国有两千万农民工返乡，其已经占到了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5.3%，而这只是一个时段的数据，它还在变化。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近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外出打工农民中有17.5%的人已经把耕地流转给集体或家庭以外的人耕种。如果失业农民回乡同时面临失地局面时，但局面将很难收拾。农民工为什么要放弃在城市里的相对“优越”的工作，选择回家呢？除了企业减产和倒闭因素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在浮现。那就是：他们是被强行赶出城市的。在中国多个发达地区的地方利益部门视《劳动法》中关于“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的基本政策于不顾，大肆出台了要保障本地人就业的政策，冒天下之大韪而公然赶农工返乡。很多地方更是采用了如果企业雇佣本地人就给予巨额补贴，而雇佣外来务工人员则分文皆无的政策，变相的硬生生把外来的农民工强行挤出了城市。

事情还没完。近日来，利益部门却又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力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电脑下乡等等。他们对这些企业都给予了巨额补贴，以便使它们把价格都降下来。但这却恰恰说明了农民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并不旺盛，而绝不是某些人所宣扬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之举。这些利益部门无非想掏空被赶回来的农民工和还没有被赶回家的农民工以及辛苦劳作了多年的农民的血汗钱继续养肥城市的“大战略”。面对着这种赤裸裸的丑恶现象，中国大陆的农民该做些什么了。

从频频听到的农民口中的一句话中，就能窥视中国农民问题的症结所在。“自己种的东西不值钱，您给个价就卖了。”如果一个工厂按照这种意识去生产会怎样？如果一个商家按这种思路去卖货那又会怎样？在笔者看来，根源并不是因为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经济体制，也不是产权问题。正是农民的这种本能的善良，这种对于“利润”意识的淡泊，也就是超低的集体议价能力，造就了农民在经济社会里与其他阶层在收入上的严重不对等。更可悲的是，很少有人把提高农民的集体议价能力当回事，他们甚至隐瞒或千方百计威逼农民放弃集体议价能力，在土改完成后，某些利益攸关者策动取消了“农会”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也正是因为这种集体议价能力的缺乏，才促使他们在建国伊始就被统购统销彻底剥夺了主动权，与市场完全隔绝，只能依靠国家制定的超低价向城市贡献农产品。构建起来新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也正是因为这种集体议价能力的缺乏，才导致收入最低的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大批涌进城市寻找新的经济来源。根据知名学者陆学艺、郭书田等的计算，每个农民工每年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即使高估也只有6000～8000元。仅按1亿农民工计，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超过1.6万亿人民币。中国今天的惊天成就，毫不夸张的说每一片砖瓦流淌的都是农民的血。

     当我们一方面把农民赶出城市，一方面却又把希望寄托在富起来了的农民身上时，这也许就是农民提升集体议价能力最好的时刻了。这种情况跟上个世纪初的印度有着惊人的相似，印度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改变了这一态势。而在中国这样做显然不合时宜。但正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难得机遇下，建立农民集体议价机构，真正保障农民权益的时刻显然已经到来了。